语言学领域有哪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理论？

就是第一次听说后，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那种。假说也可以算，比如上古汉语属克里奥尔语、语言牢笼论这种，有没有其他的？

发表于 2025-4-9 18:27:11

统一的颜色认知既是一种西方化，也是一种现代解放。也许当下的我们还很难明确蓝绿混淆的起源——幸运的是，因为历史不是点对点的关系，即使不诉诸原始部落，我们也可以大致知道这种混淆是如何走向消亡的，毕竟现代历史赶上了「蓝绿分化」的最后一睹。
本文是对 @zeno 答案的感想与补充。

以上是平安时代中期，日本从中国引入「蓼蓝」大规模推种前，用「山靛」制成“蓝色”染料的成色——因为山靛根本不含蓝色素「尿母蓝」，无法氧化提取靛蓝，这种染料提取的颜色以现代人标准可能更接近「灰绿色」。中世日本对蓝绿两种颜色称谓的分化也大致起源于平安时代后期（公元12世纪），应当是中日古代经济文化交流的舶来品。
到了江户时代，因为「蓼蓝」等蓝色染料作物的广泛推种，「蓝」作为一种染料已经应用的很普遍了，尤其是当时的浮世绘画家喜欢购置这种廉价鲜艳的染料上色，普通民众的服饰文化也主要与蓝色关联，当时他们使用的蓝色也毫无疑问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蓝色。

可是，尽管如此，1853年黑船来航之后，当日语出现了与英语等多种外语互译的需要时，日本人显然对「青」到底可不可以指代英语中的Green（绿色？），在多大适用范围内指代Green（绿色？）产生了强烈怀疑。

和英語林集成（1867）

和英語林集成（1867）

1867年由美国传教士詹姆斯·柯蒂斯·赫本编写，在上海印刷的初版『和英语林集成』中认为，无论是单字「青（あお）」还是作形容词的「青い」（あおい），连体形「青き」（あおき），都可以指代亮绿色或天蓝色，甚至特别贴心地将「Green」单列出来，向读者介绍如果「青い」「青き」不是指代某种介于亮绿色和天蓝色之间的色相，那就是指代普通的绿色。
列举了「青い葡萄」（あおいぶどう）是指代绿葡萄的例子。

和英語林集成（1867）

和英語林集成（1867）

和英語林集成（1867）

除此之外，辞典还罗列了「青」在作「あおく」「あおみ」「あおさ」「あおし」的四种情况下，一定是指代普通的绿色。

和英語林集成（1867）

和英語林集成（1867）

和英語林集成（1867）

除却天蓝色与绿色外，日语中的「青」也可以在特定搭配中指代黑色与黄绿色。总体而言，辞典中作「青」的词汇被解释为绿色的情况明显多于蓝色，比如在涉及蔬菜植物时，「青」总是被解释为绿色——典型案例如青柳（あおやぎ）、万年青（おもと）。而「青」被解释为蓝色的情况似乎主要是天空，但天蓝色本身也有个专门词汇「空色」（そらいろ）。

和英語林集成（1867）

和英語林集成（1867）

和英語林集成（1867）

「藍」（あい）是「青」以外最常用来形容蓝色的单字，根据辞典的解释，「蓝」的本意是染坊里的制蓝材料「蓼蓝」，延伸以为这种植物提炼的染料色，书中列举了它主要作为染料的色彩及其绘画、工艺延伸物的用法。

和英語林集成（1867）

和英語林集成（1867）

和英語林集成（1867）

除此之外，还有分别被用来形容深蓝色的「紺」（こん），青灰色的「真っ青」（まっさお），以及形容浅蓝色的「のぞき」。

和英語林集成（1867）

相较于多种多样的青、蓝表达，「緑」（みどり・りょく）反而是个字典里不太起眼的角落，毫无争议地被用来指代一切广义上的绿色。

和英語林集成（1867）

和英語林集成（1867）

在辞典的英日互译部分，我们再次看到在形容「Blue」（蓝色）「Green」（绿色）的对译中，赫本建议英语使用者以「青い」优先表达绿色，其次才是「緑」。在形容「蓝色」上同样是「青い」优先，其次是一种被称为「花色」（はないろ）的表达。原本是一种用鸭跖草的汁液提炼过来的蓝色染料，因为在江户时代经常被用作衣物、棉织品的染料，所以在当时比较知名。有趣的是，「Blue」（蓝色）的对译中当时还没有提到「藍」（あい），可能是作者认为这种表达在日常生活中不常用。

1872年，初版英日字典出版五年后，美国传教士詹姆斯·柯蒂斯·赫本再次制作了第二版『和英语林集成』。

和英語林集成（1872）

和英語林集成（1872）

其中关于「青」的辨析部分除了添笔了更多词组，并将1867年版的「亮绿色或天蓝色」改为「亮绿色或蓝色」外，没有明显变化，依然是表达绿色的用法居多，例如青磁（せいじ）、青漆（せいしつ）分别指代绿色的瓷器与漆器。

和英語林集成（1872）

「緑（みどり）」是什么毫无争议。

和英語林集成（1872）

日英互译中，「藍」（あい）现在被明确为「靛蓝」（Indigo），或者是一种染色材料，且在表达为「藍色」（あいいろ）的时候泛指蓝色（Blue）。

和英語林集成（1872）

和英語林集成（1872）

英日互译上，Blue（蓝色）现在可以用「青い（あおい）」「藍（あい）」两种形式表达，而「青」优先于「藍」，表达绿色上也是「青」优先于「绿」。
除此之外，1872年版的『和英語林集成』与1867年版相比还有件相当惹人在意的东西。

和英語林集成（1872）

普鲁士蓝（Prussian-Blue）在1872年的『和英語林集成』中开始被等同于「紺青（こんじょう）」对待。普鲁士蓝是19世纪以化学技术配置的「亚铁氰化铁」，而「绀青」指的是一种平安时代到江户时期被广泛应用于绘画艺术的颜料，主要提取自天然碳酸盐矿物「蓝铜矿、扁青」，两者除了颜色相近外显然不是一种东西。
1763年平贺源内在书写『物类品腾』时提到了这种由西方人带来的染料，当时他不知道「普鲁士灰」是提炼自近代化学工业，以为这种染料是与东方的「蓝铜矿、扁青」相似的东西，于是评价说这种染料虽然与扁青相似，但比东方的矿物更轻，色泽上也比扁青鲜艳的多，怀疑这种东西可能就是被中国使用的「回回青」，最终将它音译为「ベイレンブラーウ」。
由此可见，19世纪以前，日本人眼中的「普鲁士蓝」「紺青」根本不是同一种颜色，也至多是成色上相似而已，直到1807年第一次出现被长崎的商人翻译为「绀青」的案例，1872年录入英日辞典，此后一直沿用至今，现代日语中绀青与普鲁士灰的对应关系实际上是近代语言交流与跨国贸易赋予的。也就是说，人类之所以有统一的语言词汇与色相认识，可能是近代全球化与现代化学工业丰富、矫正的结果，而不是孤立的进化。
抱着这种认识，我找到了与『和英語林集成』几乎同时发行的，1873年由日本人编写的英日互译辞典『広益英倭字典』，确实发现了更多让人在意的地方。

『広益英倭字典』（1873）

在涉及「Green」（绿色）的对译时，日本人优先选择了「緑色」（みどり）来对应英语的「Green」，其次才是「青」（あお），显然对「青」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指代英语中的Green（绿）感到犹豫。而面对西方色料库与东方色料库的交汇，无论是日本还是西洋的翻译者都在努力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两种语言的契合工作，这种现象也决不局限于蓝绿之争。

『広益英倭字典』（1873）

Verdigris（铜绿）：緑青（ろくしょう）
Verdure（翠绿、碧绿）：緑色（みどり）

『広益英倭字典』（1873）

Azure（蔚蓝、天蓝）：浅青色（そあいろ）、空色（そらいろ）

『広益英倭字典』（1873）

Ultramarine（群青）：群青（ぐんじょう）

『広益英倭字典』（1873）

Scarlet（绯红）：猩、绯（ひ）、深红色（しんこうしょく）

『広益英倭字典』（1873）

Pink（粉色、粉红色）：蔷薇色（ばらいろ）、薄赤き（うすあかき）

『広益英倭字典』（1873）

相较于日本翻译者努力取词造词将「粉色」这种概念介绍给国人，『和英語林集成』中却认为古典日语中的「紅」（くれない）就是指代西方的Pink（粉色）或者Scarlet（绯红）——虽然现代一般也把「くれない」理解为鲜红色，但出于某种原因，当时的日本翻译者抗拒了将「Scarlet」与「紅」（くれない）对应的提议，认为那是一种深红色（しんこうしょく），而Pink（粉色）则完全与「紅」无关。

Turquoise（蓝绿色）

遗憾的是，两本字典并没有讨论Breen（褐绿色）、Turquoise（蓝绿色、绿松石色）、Viridian（铬绿、青绿色）之类的词汇应该如何互译，而日本人最后选择了以假名音译的办法，而不是汉字词来表达庞大的西方色料库，尽管如此，还是有个地方很让人在意。

『広益英倭字典』（1873）

不同于美国传教士詹姆斯·柯蒂斯·赫本将Indigo（靛蓝）作为「藍（あい）」的互译词，在『広益英倭字典』中，日本人将Indigo（靛蓝）翻译为了「青黛（せいたい）」。

『広益英倭字典』（1873）

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翻译者明确地将「Blue」标注为了更生僻的「藍色（あいいろ）」。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现象不是个例，自明治维新到昭和初年出版供日本学习英语的字典中，犹如在刻意回避「青」这个争议词汇般，对「Blue」的解释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青い」的影子。

『学校用英和辞典』（1885）

『英和和英袖珍字典』（1888）

『新英和辞典』（1901）

『新译英和辞典』（1902）

『英和陆海军兵语辞典』（1910）

『学生英和辞典』（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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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和中辞典』（1929）

『昭和中等英和辞典』（1935）

直到1929年发行的『新英和中辞典』及1935年供学生使用的『昭和中等英和辞典』中，我们终于看到了现代日语中更熟悉的指代蓝色，或者说Blue的词汇——「青い」。
难道说近代日语在19世纪80年代后曾经以「藍」取代了「青い」的常规用法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和英語林集成改定增补版』（1894）

『和英語林集成改定增补版』（1894）

『和英語林集成改定增补版』（1894）

1894年出版的『和英語林集成改定增补版』中，詹姆斯·柯蒂斯·赫本坚持认为，英语中的Green（绿色）与Blue（蓝色）在明治时代的日语中都是通过「青い」优先表达的，这个词既可以指代西方语境下的淡绿色，也可以指代蓝色。此外与1867年的认识不同，赫本认为「青」在少数情况下也可以做单字使用。
接下来来排除例外情况，首先，这个字母表顺序肯定不是根据英语字母顺序，否则藍（Ai）应该排在青い（Aoi）的前面。

『和英語林集成改定增补版』（1894）

其次，我们辞典序言中可以看到，赫本明确区分了那些被用在『万叶集』『古事记』之类的古日语与“现代”日语的区别，并在已经过时的日语上会采用「匕首」的标识。这个标记在表达绿色的「青い」是没有的，也就是说，「青」表达绿色在明治时代是一种平凡的日常用语。

『和英語林集成改定增补版』（1867）

『和英語林集成改定增补版』（1894）

此外，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1867年「緑」的音读（Riyoku）被标记为了匕首，意味着这是一种古日语。而到了1872年以后，「緑」的音读（Riyoku）也被识别为一种“现代”日语。
这种古典词汇的复活倾向，与日语将英语的「Green（绿色）」明确标注为「緑色（Midori，Riyoku-Syoku）」的趋势是相一致的——明治时代出现了音读的「Riyoku-Syoku」，训读的「Midori」两种给汉字词「緑色」注音的方式。

『和英対訳いろは字典』（1885）

『ダイヤモンド英和辞典』（1888）

1888年由日本出版的『ダイヤモンド英和辞典』中明确拒绝了「青い」可以与「Green（绿色）」对译。

『新訳英和辞典』（1902）

此后出版的英日字典也延续了这一传统，不再将「青」与Green（绿色？）挂钩。

『和英語林集成改定增补版』（1894）

「紅」Kureinai依然被标注为「Pink」（粉红色？）或「Scarlet Color」（鲜红色），这个对译的遗产在当今时代依然有所残留。「紅」Kurenai在英语中被形容为一种接近粉色的鲜红色，亦或者是Crimson（深红色）。

在日本的古典色相中，颜色较浅的染料「紅」Kureinai，看上去就是粉红色的，通常被用于制作贵族服饰。
<hr/>如是看来，以英语为母语的日语翻译者，与以日语为母语的英语翻译者，在将彼此文化中相似概念的词汇翻译成英语、日语时，所采用的对方语言中的词汇却不是一开始就一致的。
考虑到语言本质上也是生活在特定地域的人群对自身生活经验的总结，如果这种割裂的事实确凿无误，实际上暗示了我们两种可能性。
首先，古人对不同颜色的认识、归类可能与染料的深浅相关。正如现代人同样是以CMYK、RGB两种分别被印刷业、工业界采用的颜色（染料）标准来认识颜料的，古人的色彩观则是围绕特定染料作物提炼后的深浅为坐标转移的，同种原料提炼的不同深浅的染料，即使在现代工业体系下被定义为两种颜色，在古代也可能有统一的命名，颜色标准的统一就是工业大生产的统一。

其次，人类的翻译活动中可能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即翻译者会尽力以母语中最相似的概念——而不是完美契合的概念去解释对方的语言，因为「完美」往往只是个巧合，所以我们总是用自己的母语去解读对方的语言，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得不通过新造词、扭曲某个词汇古义的方式去适应那些外来的新概念，最终实现的所谓「完美」并不是亘古不变的理所当然，而是本该有着不同发展方向的异国语言，在对译过程中长期交互、磨合、适应的结果。
正因如此，直到明治年间，没有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日本人并没有现代意义上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色相观——当代的我们会认为颜色是有统一固定标准的，才是人类历史中短促、极端的一笔。在明治时代的日本人眼中，西方语境下介于Green（绿色）与Blue（蓝色）之间的所有颜色，都可以归类于日本本土色相观中的「青」色，尽管日本在西方人出现之前已经出现了「绿色」「蓝色」的区分，但不妨碍「青色」与两者并存，在日常生活用语中占有同时表达“蓝绿”的重要地位，这种平衡状态一直延续到日语出现了与西方语言广泛对译的需要。
因为西方语言中没有类似「青色」的常用概念，为了达到明确区分的目的，不得不采用藍（あい）、緑（みどり・りょく）这两个日语语境下绝无争议的词汇来对译Blue（蓝色）与Green（绿色），即使它们不一定常用。正如普鲁士灰与绀青的例子那样，西方语言与东方语言的对译过程不是完美的，也是一种适应和再认识的过程。外来语言的深度渗透也会影响本国语言的使用习惯与常规概念。
英日词典由半横版（英语）、半竖版（日语）编写到全横版编写也是色料关系外这种互动的一例现实表达。
<hr/>可是，东西方语言对译的逻辑也不能完全解释「青」的日常含义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关注色相、语言之外更广义的现代文明，毕竟语言是我们认识现实生活的工具，统一的色相概念也理所当然地是现代生活的一环。

日本素来被认为是色彩极端贫瘠的国家，坐落于天然色彩如此丰富的海岛，其语料库中用于表达颜色的词语却少之甚少，想要对细微差异作出区分，则不得不借助外来语才能实现。进入明治时代后，即便加上这些借来的词汇，常用的色彩词汇尚不足四十个。然而，在这个水资源丰富、日照充足的岛国，无论是芒翠群山的秋冬春夏，还是碧海苍穹的晨光宵星，都有无与伦比的细腻鲜明的美的色彩。这两个互相矛盾的事实存在，正说明我们能够用双手创造并装饰上身的色彩，与我们眼之所见心之所感的色彩存在着巨大的数量差距。我们欲给这部分灰色领域一个复杂的定义——“天然的禁色”。进入近代化学染料时期，这些 “禁色”无一不变成了百姓触手可及的色彩。
——柳田国男，1930年11月『明治大正史——世相篇』

大约一百年前，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已经注意到了日语中存在色彩词汇匮乏，大量采用外来语表达的情况，以「天然的禁色」为题探讨过这个民俗学——或者说语言学现象。而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根据古人同样拥有灿烂的庭院、赏花、装饰文化来看，他们理所当然地与现代人一样能够体悟到不同颜色的细腻渐变，所以导致了日本古代色彩词汇贫乏的原因必须被追溯到「经济、政治与宗教」。

封建时代对不同等级的衣着与各式颜色的象征有着严格的规定与暗喻，例如黄色被定义为象征皇室的颜色，红色是贵族专属的染料色，所以产生了「禁色」（きんじき）的概念。纵使平安时代后贵族制度解体，对平民百姓的衣着限制依然以或显性、或隐性的方式保存了下来。虽然京都的公家、皇族没落后，许多原本为他们服务的工匠也离开京城流落到了民间，能够制作出各种各样的「禁色」，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下，平民百姓也会因为武家的法度、阶级差异与自我保护的趋向不得不避开它们，不在领主面前穿红戴绿。尤其是德川幕府中后期，各地与服饰相关的节俭令屡见迭出。
类似火、火烧云，以及破晓时分的祥云之类概念，在古代有着灵异、神圣的意义，是可观而不可亵玩之物，佛教的殿堂也通常有着金碧辉煌的色相，古代人不会轻易把这些象征性的颜色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关联，例如「白色」因为象征无瑕、纯洁，在现代以前通常被应用在丧事与祭祀上，普通人出于避讳的考虑，平时根本不会穿「白色」的衣服，所以喜欢穿戴白色也是现代人的习惯。
被古代日本平民喜欢的其他淡色，例如桃色、郁金黄，不如「蓼蓝」制作出来的藏青色染料那么普及，也只能染在棉花上，很难染在麻布、赀布上。可以染色的丝绸又完全是贵族服饰。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封建时代的日本平民宁可穿朴素的青色、淡色衣服，或者干脆赤身裸体，也不会接触其他过于鲜艳的衣裳。
色彩的解放是1896年日本全面废除棉料进口税、1901年颁布跣足禁令（禁止民众光着身子、赤脚在路上走）、1915年颁布「染料医药品制造制造奖励法」的直接产物，是1870-1920年代化学工业、棉纺织业与丝织业共同发达的结果。明治维新后六十年来，男女风貌已经换代了三次，大正年间平民百姓身着的丝绸、棉料都是过去贵族的款式，可染的颜色也越来越多。
在日常生活中被平凡观测、接触到的颜色越来越多，「天然的禁色」终于失去了束缚人性向美的魔力，再加上大众文学与文化消费的兴起，表达颜色的需求也一下子迸发了——不仅是颜色，当代人听到的声音也同样有着不同于古代的特异性。铁路开通后，树林里的狸猫开始模仿火车的轰鸣，学校落成后，即使夜里也能听到孩子们的熙攘，村庄里的电报声引来了野獾，酒坊里歌唱的造酒歌也错了季。哪怕是鞋子踩上柏油马路的声音，在过去的上万、上亿年里，都是没有人听过的绝迹。
这些同样被现代化了东西并没有颜色那么显著，所以被人类忽视了。但后来的人终有一天会发现，先人以为稀松平凡的日常，竟是如此的新奇。

有人问盲人道，时隔八年有余重新开眼看世界，对什么感触最深，答曰：女子衣裳变得格外多彩艳丽，甚为吃惊。既居住于市井之间，纵使失明，总归是听过街坊邻居关于花色的一两句闲谈，在心里描画过此般景象吧。可即使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一旦亲眼所见，依旧未能免于惊诧。
——柳田国男，『明治大正史——世相篇』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hr/>附录

『中日色彩词“青”的比较研究』（赵慧慧）

『中日色彩词“青”的比较研究』（赵慧慧）

『中日色彩词“青”的比较研究』（赵慧慧）

2019年发表的论文『中日色彩词“青”的比较研究』对中日语境下「青」含义的演变进行了考察，其中认为中日语中的「青」对蓝色、绿色的表意都是来源于「植物」，而且，尽管现代日语的「青」已经成为了蓝色的常用指代，两种语言下的「青」在组词时，都是表达绿色居多（汉语为62%，日语为57%）。两种语言的「青」在表达蓝绿上有着同种起源与相似指代，既可能是语言交流的结果，也可能是自然演化。
尽管如此，两种语言最终都在近代一百年间逐渐放弃了「青」对蓝绿的混指，可能是受到西方影响的结果，例如作者提到了两本流行于战前日本的西方小说作品『青い花』（奥夫特丁根的亨利）、『青い鳥』（青鸟），其中对「青」的用法都是指代蓝色。
此外还有类似「青写真」（蓝图）这样西方传入后被大众化了的现代工业用语，都可能影响到了民众与文学界对「青」的认知——毕竟「青」作为绿色的含义主要是与植物相关的，而工业化的变革却更多地与蓝色相关。

发表于 2025-4-9 18:39:49

A：你想去打网球吗？
B：我头疼。
根据塞尔对间接言语行为的理解，论证B不想去打球，需要十步论证：
当代语用学，何自然、陈新仁，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68

第一步：A询问B，B作出“陈述”，说他头疼。（会话内容）
第二步：A设想B在会话中是愿意与他合作的，因此A设想B的话语是关联的。（会话合作原则）
第三步：如果B的回答是相关的，这一回答要么是“接受”， “拒绝”，“另行建议”，或者是“进一步讨论”。（言语行为理论）
第四步：但是B的话语在字面上并不属于上述其中任何一个回答，因此，B的话语并不是一个相关的回答。（从第一步和第三步推导而出）
第五步：因此，B要表达的意义可能比话语字面意义多。现假定B的话语是相关的，那他话语所传达的首要施为用意应该与话语的字面意义不同。（从第二步和第四步推导而出）
第六步：A知道，头疼会感到不舒服，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一般会休息；A也知道，打网球时人们一般不会休息。（背景信息）
第七步：因此，B不可能既要打网球又要休息。（从第六步推论）
第八步：接受建议或做出其他承诺的预备条件是，有能力实施符合命题内容条件的行为。（言语行为理论）
第九步：因此，A知道B说这句话的后果可能是无法接受A 的建议。（从第一、七、八步推论）
第十步：因此，B话语的首要施为用意可能是拒绝建议。(从第五、九步推论）

发表于 2025-4-9 18:50:43

反对 @Yixuan Li 的回答中的一些内容。都是网络上直接搬运过来的一些被刻意篡改东西。特别是那个蓝色测试图。这个实验是存在的，但是内容不是那样的。
很多人都以为(甚至是语言学界一部分人)色彩语的研究始于1969年Berlin和Kay的《基本色彩词语》（Basic Color Terms）。但是有史可考的最早发现色彩词语问题的是19世纪的英国首相格莱斯顿，他在19世纪中期写过三大卷本的《荷马与荷马时代的研究》，在最后一册的末尾部分的很不起眼的一个章节写的就是“荷马的感官认知和色彩使用”。格莱斯顿在仔细研究了荷马史诗后发现了几个很让人惊讶的问题。比如，荷马史诗里会把海洋的颜色描绘成酒一样的颜色，但是牛也说像酒一样；但是有时候却又用紫罗兰这种花来描绘海洋；把蜂蜜用代表绿色的事物来描绘。格莱斯顿进一步总结了以下几个现象。
1，有些我们现代人认为有明显差异的多种颜色，荷马史诗里用的是相同的字眼来描述。
2，使用不同的色彩比喻来描述同一个事物，这些色彩比喻又互相矛盾。
3，使用颜色的地方非常少，我们认为会看到颜色描述的时候却完全看不到颜色词语。
4，黑白这两个最基本的颜色词语使用的频率远远高于任何其他的颜色。
5，荷马的色彩词汇相当贫乏。
这些发现都是那些“文学艺术创作自由”这种观点根本说不过去的证据。格莱斯顿最后的结论就是荷马那个时代的人色觉上不发达，辨别不出一些颜色，到了后来才演化出对不同颜色的感知能力。这个结论当然不是正确的，格莱斯顿自己都曾经不敢把这个结论写进书里，但是这在色彩语这个问题最初被发现的时代，从逻辑上来讲，我们似乎只能得出这个结论。而且在那个年代，色盲这种病症才刚刚发现。
紧接着，1829年出生于法兰克福的学者盖格对此进行了研究。他在语言方面天赋异禀，但是只有短暂的42年的生命。格莱斯顿的研究刺激了他的好奇心，他以他那惊人的语言天赋开始从各种古籍中追寻色彩语的源头。他发现的情况跟格莱斯顿发现的几乎一模一样，无论是古印度的吠陀诗文，还是旧约圣经，亦或是古兰经、冰岛的英雄史诗，都有着与荷马史诗相同的现象。他还进一步指出，现代欧洲语言的蓝色可以追溯到两种源头，在少数语言里表示蓝色的词来自于原本意思是绿色的词，在大多数语言里，表示蓝色的词源自于表示黑色意思的词。合并黑色与蓝色的情况在更古老的语言里可以找到。也就是说，古代人一般对天空并没有独立的颜色词语来描述，蓝色要么就是归于黑色要么就是归于绿色。天空很少用颜色描述，就算有也是用黑色表示。而且，表达绿色的词虽然比表达蓝色的词要出现得早，但是只要再往前追溯，它照样消失。在这个更早的时期，似乎绿色跟黄色都是没有区分开的，而盖格进一步推测，他认为再古老一些的话，黄色可能也没有专门的词语来表达，而是都用红色来表达。他的终极猜测是，最最早的时期，红色与黑色都是没有区分的，是笼统地合并为“有色”概念。虽然这个猜测还不及格莱斯顿所指出的白色与黑色的对立最早于光明与黑暗的意义有关，但是这种语言上的似乎有一定规律的颜色词语演化却是格莱斯顿没有做出来的研究成果。
盖格英年早逝，接过此项研究的是一个眼科医生，叫马格努斯。他宣称发现了人类视网膜如何在过去数千年间发展出对颜色的感知能力。1875年，瑞典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火车相撞事故，当时关于事故发生的原因，有一个研究视觉的学者荷姆格仁提出了另一个解释，也就是当时驾驶员或工作人员有人是色盲，把红色信号灯看成了白色而导致的。这就是色盲首次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中。马格努斯受此启发，宣称古代人的视觉不发达，在白天看到的色彩也都是灰蒙蒙的或者黄昏时刻的感觉。他认为是视网膜后来不断接受光线刺激而慢慢改善了色觉分辨能力，并且他以为这些后天的刺激变化会遗传给下一代。我们现在知道，后天的东西无法遗传给下一代，但当时很多学者都深信不疑。这恐怕是受了拉马克学说的影响，貌似直到现在，还有些地摊货色的书里提到长颈鹿都是说长颈鹿祖先不断地把脖子伸向更高的树枝然后一代代遗传下来的，这是典型的拉马克学说，达尔文表示不背这个锅。1882年，一个叫魏斯曼的德国生物学者进行了一个现代人看着会想笑的实验，那就是不停地砍老鼠尾巴，然后观察它们后代是不是也会没有尾巴。他非常严谨，不只是切了一代老鼠的尾巴，他切了十八代老鼠的尾巴，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后天被切了尾巴的老鼠所生出来的后代会没有尾巴。我们现在知道，生物的演化是非常漫长的，当时就有人觉得很可疑，不太相信眼睛如此复杂的生理结构只在几千年中就有这么大变化。
此时，关于色彩词语的问题，已经有一部分文化论者出现了，他们认为古人可以分辨出各种颜色，只是没有创造相应的词语而已。但是这在当时也是很多人难以相信的，毕竟颜色这么基本的感官，并且有这么明显的不同颜色，怎么会有人看得出红橙黄绿青蓝紫却觉得没有必要区分它们。
不久，就有人发现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可能可以解开这个谜题。然后很多人开始实地考察，从收集到的实验结果来看，很多土著的语言里也和古代文献中的色彩表达差不多，但是很明显，他们都分辨得出不同颜色。只是他们觉得有些颜色只是同一颜色的不同色调，没有必要专门创造另一个词来区分罢了。这方面的极端例子是近年来一位叫丹尼尔艾佛特的学者记录的皮拉罕语，日语叫「ピダハン語」（ピラハ語、ピラハー語、ピラハン語、葡: Língua pirarrã、英: Pirahã language），这个语言据说只有表达明与暗的色彩词，但由于只有丹尼尔一个人深入该部落记录语言，而他所述的皮拉罕语的一些特征对于一般的语言学理论具有颠覆性内容，因此尚未被学术界所承认(据说有些内容是夸大的)。不过，除了皮拉罕语，也有其他语言只存在黑白两色的色彩词的语言记录，比如西非的利比里亚境内的Bassa和Sang这两个语言。
19世纪末，一位叫瑞福斯的精神科医生，同时也研究实验心理学和人类学，当时他受邀参加了剑桥大学人类学考察团，考察团的目的地是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的岛屿，瑞福斯此时开始对人类习性感兴趣，开始研究人类学，他被后人称为人类学的伽利略。他这次想亲眼看看原住民的色觉与他们的色彩词汇有什么关联，以及之间的相关性。他考察的这个部落的人足够原始，未与现代文明有过什么接触。这个部落的人的语言与二十年前的其他人的诸多记录吻合，颜色的描述非常模糊且不确定，最确定的是黑、白、红。其中表达黑色的词语或许来源于乌贼汁，表达红色的词语来源于血液。瑞福斯对他们的颜色分辨能力的测试非常严格，检查了两百多个原住民之后，结果是没有发现任何人有色盲。他们不但能分辨出所有不同颜色，也能分辨出不同颜色的不同色调。因此，其实这时候已经可以给出一个结论就是色彩词汇的多少只是文化造就的，色彩词语少与色盲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瑞福斯仍然被一个事情彻底弄昏了头脑，那就是原住民用黑色来描述天空和大海。于是就在证据如此确凿的情况下，瑞福斯虽然推翻了色盲的论调，但是他仍然觉得这些原住民与欧洲人比起来，对蓝色或者绿色的感知要相对差一些。瑞福斯最终无法接受蓝色这个概念只是一个文化习惯。这当然不怪他，即便是现在我们很多人也很难理解我们觉得黑色和蓝色完全不一样只是因为我们现代的文化背景造成的。
马格努斯觉得红色之所以最容易察觉到时因为红色的能量最高，最容易刺激视网膜神经。但是现代物理学的进展告诉我们，红光波长较长，反而是能量最低的，紫色才是能量高的。
但是，文化论者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因为盖格所发现的色彩词语的演化顺序是一个仍然残留的问题，虽然很多时候一些人把它归为巧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1969年的那个色彩语研究只不过是再现了沉寂多时的盖格的发现而已。在此之前，20世纪50年代，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色彩词语的研究到头了，光谱没有所谓的自然切割方式，人类色彩词汇没有任何心理、生理的原因，每一种不同的文化都可以以任意的方式随意切割和划分连续的光谱。
1969年之后，这个问题的研究开始火了起来，加上研究方法和科技设备以及世界经济的进步，相比19世纪来说，研究起来要方便很多。柏林他们使用了一套色片来测试了二十多种语言的使用者，发现黑白红三色的顺序与盖格猜想的一样，但是黄色与绿色却有先有后，但是蓝色一定在这之后。接着他们的看法是，蓝色之后一定是棕色被命名，再后面则一定是粉红、紫色、橘色、灰色中的一种被命名。于是，色盲论调虽然无法死灰复燃，但是文化论者又遭遇了一次重大反击，这次反击表明，主要的颜色概念貌似不是随意的而是大自然赋予的。自然论者的看法是，虽然光谱是连续的，在各种色调的差异中，一定有一个普世的焦点区域，它是每种颜色的代表性色调。并且认为有十一种颜色焦点正好与英语的十一个颜色词语对应。
然而，后来随着更深入的研究，搜集的语言样本数量增多后，1969年的研究结论陆续受到挑战。首先，蓝色之后命名的不一定是棕色，十一个焦点对应英语十一个颜色的说法也必须要放弃。并且，新的资料表明，棕色、紫色、粉红色、橘色、灰色这五个颜色不再是普世的焦点颜色。哪怕是剩下的那六种焦点颜色，也证实了结论并不像柏林他们说的那么集中，因为有些语言使用者选出来的颜色与柏林他们宣称的普世焦点颜色有很大差异，还有些语言甚至把数个焦点颜色合并为一个概念，而这是柏林他们当初认为是不可能的情况。就这样，唯有红色出现在黑白之后这个规律没有发现例外。但是，红色之所以有特殊地位，有一部分原因估计也是文化，毕竟在原始社会文化里，红色有重要意义很可能是因为它是血液的颜色。而且，人工染料里面也是红色染料最容易制造，最为普及。
当然，大多数语言区分颜色的方式仍然可高度预测，也即它们绝大多数都符合盖格提出的顺序，所以即使很多方面都找到了例外，但是完全任意分割颜色的说法也并不成立。目前来说，比较靠谱的看法是，文化在划分颜色上有着高度的自由，但不是绝对的自由，自然仍然规定了某些最低的底线。而且格莱斯顿所认为的黑白二色最早是跟明暗有关的看法在一些语言里是能找到实例的，比如日语。从历史上来看，最早的日语或许是只存在三种色彩词的，也即黑白红三色，这三色是比较明确的颜色，据说来源于「明、暗、顕」的语义。而「青」来源于「漠」，表达的则是很多种说不清楚的颜色。这一点说明，在很早以前，对于蓝绿等颜色，日本人并没有明确的区分，「あお」一词的来源，说法很多，有人觉得和「あおく」「あわい」「あさい」等词有同源关系，这都并没证实。蓝绿不分这一点不仅仅是日本，色彩语研究领域内称作green+blue=grue，这种现象在13世纪之前的中世纪英语也有存在，这一点和日本平安时代之前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日语的「青」最早指的是多种说不清楚的颜色这一点应该是明确的，除了蓝与绿的不区分之外，「青」还可以表达灰色，比如“灰鹭”就是称为「アオサギ」，还有比如黑色花岗岩是叫「御影石」，灰色的花岗岩就叫「青御影」。「白」与「顕」的关系从「しるし」「著しい」「しるす」「しらける」等一些词上也能看出端倪。但是在词源的关联性上最明显的还是红与黑这两色，分别可以找到多个与明暗相关的词语。

右边最下面的「呉」念作「くれ」，是中国南北朝时期日本对南朝所统治地区江南一带的称呼，从方位上来看，是“日落之地”，也即和「暮れる」很可能有同源关系。金谷武洋甚至指出，就连授受动词「あげる」和「くれる」也与色彩词也即明暗有关，不过他这个主张尚未被证实，假如授受动词真的和明暗有关，那很可能是“明暗”先与“天地”产生关联，而“天地”进一步与敬语体系产生关联，从而与授受动词关联。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想，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着自己研究研究。
最后，关于我最前面提到的那个测试图，那应该是2006年美国学者发表的一个论文里的。它并不是测试原住民能不能辨别蓝色(根据我前面所讲的都应该知道只要不是特殊的色盲，古今所有人都能辨别得出蓝色)，测试的是不同颜色或不同色调的方块在左右视野中的辨别反应时间。因为很早我们就知道了大脑的左半负责语言的处理，这个测试就是想看看语言对视觉的干涉程度。总体来说，语言受文化很大的支配，而文化和语言虽然会对人的认知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并不是沃尔夫说的那样，比如霍皮语的例子。沃尔夫对霍皮语有所研究，然后提出霍皮语为母语的人，他们没有任何时间概念，他们没办法指出过去、现在、未来。这种“研究结果”很快让沃尔夫声名远播，后来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领域，吃瓜群众每一次的转述都会更加夸张，最后吹上了天。然后，到了1983年，有一位叫马洛的语言学者，他长期在霍皮族那生活并进行了很多的实地考察，他写了一本《霍皮时间》的书，里面详尽地记录了霍皮语里的多种表示时间的方式，以及没有时间的动词的时态系统。所以，沃尔夫最开始对霍皮语的研究根本就不靠谱。而霍皮人感知不到时间的说法就更加荒谬了。
人处于某种文化背景中，意味着他必须从小受到某种训练，以适应这种文化习惯，所谓的影响其实就是后天的训练导致的。这里面最能体现这一点的例子还不是色彩语，而是某些原始部落语言里的地理方向系统。我们现代人很多用的都是前后左右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向系统，当然有时候也会用东南西北的地理方向系统。但是，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原住民语言里，似乎完全没有前后左右这些词语，他们全部都是用地理方向系统，无论在何时何地。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左手永远是左手，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你转一个身，同一只手就从南手变到北手了。我们或许可以用星星太阳月亮来辨别地理方向，但是一旦没有了这些天空的标识物，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地理方向，但是那些原住民却可以做到。这充分表明了从小的文化训练或文化熏陶很重要，这也间接表明了人类幼儿期不仅是对语言的抽象表达学习很厉害，对一些不同系统的方位感的学习也很厉害。当然，成人之后再去学习刚才讲的澳大利亚原始部落学习地理方向系统也不是学不会，但是就像学习外语一样，会比较吃力。

主要参考文献
Guy Deutscher《Through the Language Glass》
Lindsay J.Whaley『言語類型論入門——言語の普遍性と多様性』大堀壽夫　古賀裕章　山泉実译
金谷武洋『日本語に主語はいらない』
金谷武洋『英語にも主語はなかった』

发表于 2025-4-9 19:04:52

说一个不太毛骨悚然的，但是有点让人细思极恐的理论。这就是乔姆斯基的Universal Grammar理论。
Universal Grammar，普适语法，简称UG。乔姆斯基的UG理论认为语言能力是人类基因决定的，是天生（innate）的。不管你说什么语言，处在地球上的什么位置，只要你是人类，你的脑子里就有一套唯一的、普遍适用的语法，人类的所有语言都可以抽象化成这样的一套语法。我们自然而然地知道哪些句子能说，哪些句子不能说，即便你只听过一遍：因为你的基因决定了你对语言的合法性的判断。生成学派的语言学家笃信这一点，他们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孜孜不倦地想把UG找出来。

我在大学上课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UG是一个很美丽的理论，因为它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因为它们的深层语法都一样，我们就知道所有语言都没有高下之分。我当时也觉得挺有道理的，不过学生的任务就是把句法树画好，至于它美不美，就不作评价了。
但是，自从Arrival这个电影火了一时以后，社会各界对于语言学的讨论也多了起来。下面问题就来了，假设我们相信乔姆斯基（或者说从前的乔姆斯基）和他在语言学战争中的战友们，UG是人类的基因决定的，人类在进化阶段发生了极小概率的基因突变，“长”出了语言能力，即语言能力为人类所独有。那么，我们能够理解外星人的交流方式吗？

Arrival剧照

为此，Playboy还专门采访了Jessica Coon，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语言学教授（Arrival的语言学课堂在此取景）。最后两个问题：

But if we saw or heard an alien language should we still think in terms of human language components like phonemes, words and sentences or forget everything we know?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或听到了外星人的语言，我们还是应该根据人类语言的成分（例如音素，单词和句子）进行思考，还是应该忘记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That’s exactly Louise Banks’ task in the movie when she’s trying to convince the general that he can’t start asking very complicated questions; they have to start with something more basic. Does the concept of a question even apply to alien languages?
当她试图说服将军他不能开始提出非常复杂的问题时，这正是电影中Louise Banks的任务。他们必须从更基本的东西开始。甚至“问题”这个概念在外星语言里有没有我们都不知道。

So if universal language theory only applies to humans, there’s a real danger that if an alien race started communicating we’d have no hope of deciphering it?
因此，如果普适语言理论仅适用于人类，那么确实存在着一个危险，那就是如果一个外星人开始和我们交流，我们就没有希望对其进行解码了吗？
Yeah, definitely. When people talk about universal grammar it’s just the genetic endowment that allows humans to acquire language. There are grammatical properties we could imagine that we just don’t ever find in any human language, so we know what’s specific to humans and our endowment for language. There’s no reason to expect aliens would have the same system. In fact, it would be very surprising if they did. But while hav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uman language wouldn’t necessarily help, hopefully it’d give us tools to know how we might at least approach the problem.
是的，绝对的。当人们谈论普适语法时，说的就是能够让人类习得语言的基因上的天赋。我们可以想象出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的语法，因此我们知道什么是人类能有的，什么是没有的。但我们没有理由期望外星人会拥有相同的系统。实际上，如果他们有相同的系统，那才怪了。但是，虽然研究人类的语言不一定对了解外星语言更有帮助，但希望它能为我们提供工具，让我们至少知道可以怎么样解决问题。

没错，如果UG是人类独有的，我们很难期待外星人也出现了同样的基因突变，获得了同样的普适语法。即便外星人也有他们的UG，这种UG很可能是我们怎么也无法理解的。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假设外星人真的来到了地球，或者我们通过任何方式与外星人碰面了，我们也许根本无法交流，或者交流的难度比Arrival这部电影中所描写的大得多。各种科幻小说的情节都可能不会发生。而很多人童年的梦想都会破灭。
不过，最近乔姆斯基对UG的看法似乎有了改变。他在近二十年来没有强调UG是人类的独有特征了。据Haspelmath说，乔姆斯基在2018年于一个有关地外文明的研讨会上说了[1]：

the Martian language might not be so different from human language after all.
火星语也许并不跟人类的语言差多少。

乔姆斯基看来也与UG渐行渐远。不过他离开语言学界已经很久，现在我们就把他当一个可爱的老头儿看就好了。
PS：作为语言学的学生，Arrival这个电影看得确实有点郁闷。

发表于 2025-4-9 19:15:56

语言学上有一种现象，叫做“自毁性言语行为(illocutionary suicide)”。例如“撒谎”这一动词永远不可能在实际交际中用于第一人称现在时肯定含义中，如“我正在对你撒谎”。因为这样一来语言所表达的含义和说话者的意图就会出现矛盾，从而导致自毁。

语言学领域有哪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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